案 情 简 介
在团伙盗窃中，黄尚堂被指控参与作案10起，价值达83347元，盗窃数额特别巨大。辩护人研究发现，公诉机关认定盗窃财物价值83347元的证据不足，有两起案件不能认定黄尚堂参与作案。辩护人向法庭提出的辩护意见——应当认定黄尚堂参与作案8起，价值为23537元——得到采纳。同时，辩护人向法庭提交了证实黄尚堂有重大立功表现的证明材料
黄尚堂盗窃案一审辩护词
尊敬的审判长、审判员：
桂三力律师事务所接受本案被告人家属的委托，并征得其本人同意，指派我担任黄尚堂的一审辩护人。辩护人对本案仔细阅卷、认真分析，会见了被告人黄尚堂，参加了法庭审理，对本案事实有了清楚的认识。本辩护人对检察机关指控黄尚堂犯盗窃罪不持异议，但对案件数和盗窃数额的认定有不同意见。除了起诉书认定的立功表现之外，黄尚堂还另有立功表现。具体辩护意见如下：
一、 对案件数和盗窃数额的认定
（一）关于2007年4月16日晚星湖路67号二单元B座602房的盗窃案。
公诉机关指控，在此案中，黄尚堂等三人盗窃黄金手镯两个，手表一只，手机一台，被盗物品总价值67360元。对于认定盗窃价值1360元的手机一台，辩护人没有异议；但对于黄金手镯和手表的认定，辩护人有异议。辩护人认为，此案应认定盗窃黄金手镯一个，价值为7490元；手表一只，价值不能确定。被盗物品应认定总价值为8850元。具体理由如下：
1.关于黄金手镯的认定：
A.根据黄尚堂和黄永春的供述，此案件中偷得黄金手镯一只，二人对黄金手镯的重量、特征及如何处理赃物的供述是基本一致的。
①黄尚堂在2007年5月10日的讯问中对此案供述（见该份笔录第6页）：“我从一个抽屉里找见了一个黄色的手镯”，当晚三人就拿着手镯去金铺，“那个手镯共有33克是纯金24K，另有7克是18K金。我们把7克的18K黄金卖了得560元人民币，然后把33克24K黄金分成三份，我卖掉了我分得的11克，黄永超和黄永春则分别把他们分得的11克黄金融成了戒指，”……
②黄尚堂在2007年5月15日的讯问中再一次对此案供述（见该份笔录第4页）：“在房间内找到一条黄金手链，……拿到打金店去称，共有40克重，其中有33克是24K金，有7克是18K金。……33克是24K金三人平分，每人得11克。7克18K金则卖给打金店的老板得人民币560元，三人平分，”
③黄永春在2007年5月10日的讯问中对该案供述（见该份笔录第4页）：“盗得金手镯后，拿去他那里加工成三个戒指，并将剩余的7号（克）黄金卖给他。”
综合以上供述可知：此案件中三人偷得一只重40克的黄金手镯，其中33克24K金三人平分用于打戒指，7克18K金卖得人民币560元三人平分。
B.失主雷某报案称，被盗黄金手镯两个，并提供购买手镯的发票。鉴定机构以重80克、单价210元/克认定两个手镯价值16800元。
在这起案件中，在失主与被告双方供述不一致的情况下，辩护人认为，目前没有充分的证据证实：黄尚堂、黄永春、黄永超三人盗窃了两个黄金手镯，根据“有利于被告人”原则，应认定：盗窃40克的黄金手镯一只，依照单价210元/克认定33克24K金价值6930元，依照销赃所得认定7克18K金价值560元；因此手镯价值应为7490元。
2.关于手表的认定：
根据现有的证据可以证明，在这起案件中三被告盗窃了一只手表；但是，认定该手表价值49200元证据不足。具体理由是：
A.报案笔录、《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》所记录的手表与物价部门鉴定的手表并不相同；也就是说，失主报案时报失的手表与其提供的发票上所写的手表不一样:
①2007年4月17日，公安机关在询问失主雷某的笔录第2页，有这样的记录：“清点发现被盗……一块日本手表（价值9.8万元）……”
②公安机关的《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》记录：“损失物品有……日本产机械手表一块，价值98000元……”
③物价部门根据发票鉴定的手表却是：Audemars Piguet gent’s 手表。
失主报失的是一块价值98000元的日本产机械手表。而物价部门依照发票鉴定的手表却是世界名表之一瑞士产的爱彼表。从日本产机械手表到瑞士产世界名表，其中的矛盾该如何解释
B.失主提供的手表发票存在诸多疑点：
发票是购物凭证，是证明存在买卖行为、买卖标的是何种物品的重要证据。物价部门的鉴定依据是失主提供的手表发票；公诉机关认定的依据是失主提供的手表发票和物价部门的鉴定。可见这张手表发票是一份十分重要的证据。然而，对案卷中的发票复印件研究后，辩护人却发现该发票存在诸多疑点：
①发票复印件上没有销售商的印章。不知原件上是否有印章如果没有，则这张发票不能作为购物凭证。（建议法庭保全这份证据）
②发票上客户名称的位置填写的是“Anita”，而非失主雷某。这一点该如何解释
③总金额位置、98000-的上方有手写的“H.K.”字样。由此判断：如果发票是真实的，则购买时有可能是支付了98000港元。但是，报案笔录和公安机关《接受刑事案件登记表》所记录的是人民币，没有提到港元。这又是发票上一个疑点。
④品名位置有手写的“Audemars Piguet gent’s watch”字样。经查英文词典发现，Audemars Piguet是手表的品牌爱彼；watch是手表；gent’s可翻译成“绅士”。按照通常的情况，gent’s在这里似乎应理解为手表的型号。然而，辩护人查阅相关资料发现，爱彼表的型号命名是有规则的：首先是系列，如王室系列，海岸系列等等。在系列的基础上，再以数字和字母组成的分四段的代码来代表样式、材料及其他特殊加工工艺。一般来说，第一段代码表示样式和材料，每个样式都有一个编号（辩护人查到的编号大多数是5位数，少数是4位数）；编号后面接着是两个字母，代表制造手表所用的金属材料，如：BC代表灰金，BA代表黄金，OR代表玫瑰红金；第二段是外表特殊加工处理方法的代码，如：R代表镶嵌红宝石，Y代表镶嵌宝石，OO代表绒面处理；第三段代码则是表带的材料，第四段则是整体外观的代码。对于一个普通的爱彼表，如果没有采用特殊加工工艺，则代码有可能部分不出现；但是，第一段代码是不应该缺少的，也就是说，每个爱彼表至少有一个样式编号和一个材料代码。举个例子：辩护人查到的一款爱彼表的资料，系列样式由四个单词组成Edward Piguet Perpetual Calendar，其代码为25911BC.OO.D002CR.01。由此可见，爱彼表型号命名比较复杂；很显然，一个单词的型号命名与爱彼表复杂的型号命名在形式上是不相符的。这里又出现了一个疑点，即：发票上是否写有手表的型号如果没有型号，失主购买的是什么手表如何鉴定手表价值
由于爱彼表是世界名表，市场上也有仿冒、伪造的爱彼表在出售；辩护人在网上就查到有人在以三、四百元的价格在出售“爱彼表”，相信这种表不会是真品。因此，手表是否货真价实是鉴定时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。由于手表没有追回，对于手表的真伪，只能根据发票进行判断。由于上述疑点的存在，辩护人认为，这张发票的真实性是值得怀疑的；进而，该手表是不是真正的爱彼表，也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。
C.物价部门的鉴定结论理由不充分。
由于手表价值鉴定的方法是采用市场法，因此，在市场上找到相同的手表并确定其全新市场价格成为鉴定的关键。
辩护人经过查资料得知：爱彼表厂已有120多年的历史，设计制造的手表有多种系列，每种系列又有多种型号、款式。同是爱彼表，不同型号会有不同价格，就是相同的型号、款式，在不同时期也会有不同价格。
需要说明的是，辩护人不是名表鉴赏专家，世界名表方面的知识不是很多；辩护人查找过有关爱彼表型号的资料，对于爱彼表厂是否生产过型号为gent’s的手表，辩护人确实没有查到相关资料，因此辩护人无法作出判断。但是，鉴定部门必须查到真实的资料，才能作出科学的判断。如果我们依照鉴定书提供的方法可以查到相关资料，能够找到相同的手表并确定其价格，则鉴定结论是令人信服的。但是，物价部门出具的鉴定书做不到这一点；因此，对于鉴定过程的科学性，我们表示怀疑。我们完全可以认为，该手表价值49200元的鉴定结论理由不充分。
D.抛开以上种种疑点，假设失主真的花了98000元买过一只手表，是否就能认定被告盗窃了该手表我们认为：目前的证据不足以认定。具体理由如下：
由于赃物未能追回，要认定涉案手表的价值，必须做到以下三点：第一，失主报案时对手表的一些细节特征作出描述，并且有发票印证；第二，被告人对手表细节特征的描述与失主的描述一致，这种一致要达到足以认定的水平；第三，进行手表辨认，即：找到相同规格、型号、颜色、外形的手表，与其他手表混杂在一起，由失主和被告分别进行辨认。目前的证据是否满足以上三点要求不能满足。我们没有看到辨认笔录；对于发票存在的疑点，前面已经作了充分论述；这里只比较一下失主和被告对涉案手表的描述：失主雷某报案笔录第2页，关于被盗的手表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：“一块日本手表（价值9.8万元）”；而被告黄尚堂在2007年5月10日的讯问中对此案供述（见该份笔录第6页）：“我还看见黄永春找见了一个金色女式手表……”。经过比较，我们发现，在侦查阶段，双方对于手表的品牌、型号、式样、外观形状、颜色（包括表盘颜色、外壳颜色、表带颜色）等等细节特征均未作详细描述。法庭上，辩护人就手表的特征问了被告，黄尚堂声称：……由于失主购买使用该手表已有九年多，对于该手表区别于其他手表的细节特征，包括设计制造的固有特征和使用过程中的擦划、磕碰、维修形成的特征，失主应该说得出个一二三来；而被告对于所盗窃手表的一些不很明显的特征说不上来是很正常的，只要与失主的描述基本一致而没有矛盾，或者矛盾能够得到合理解释，则可以认定失主所说的被盗手表就是被告盗窃的手表。但是，由于侦查机关在询问失主时没有问到手表的任何细节特征，失主对手表的描述太过简单，我们无法判断被盗的是一只什么样的手表。而且整个案子当中对手表的认定存在明显矛盾：失主报案时说是日本产手表而物价部门鉴定是瑞士产手表，起诉书认定的是男式手表而被告说盗窃的是女式手表。因此，目前的证据无法证实：被告盗窃的手表就是失主报失的手表。
（二）关于2006年12月1日晚江南区福建园39栋1-301号的盗窃案和2007年1月16日晚津头黄屋坡37号的盗窃案。
对于这两起案件，辩护人在会见黄尚堂时，黄尚堂一再声称自己没有参与作案。认定黄尚堂参与这两起案件，公诉机关根据的是同案被告人的供述。在没有其他证据印证的情况下，只有被告人陈述是不能定案的。黄尚堂否认自己参与这两起案件，在证据不确实不充分的情况下，根据“有利于被告人”原则，应当不作认定。
综上所述，应当认定黄尚堂参与作案八起，价值为23537元。
二、关于立功表现
起诉书认定：黄尚堂归案后能协助公安人员抓获同案犯，有立功表现。辩护人在会见黄尚堂时，黄尚堂声称：除了协助公安人员抓获六名同案犯，其还另有立功表现，还检举了另一盗窃团伙，并协助抓获该团伙的四名成员。经辩护人向侦查机关了解，黄尚堂说的这一情况属实；黄尚堂检举并协助抓获的四名团伙成员是东兰籍的黄冠荣、韦海松、黄勇、吴元庄，该团伙盗窃案也已经移送青秀区检察院审查起诉，侦查机关认定该团伙作案8起，涉案总额达83702元。由于黄尚堂的协助和检举，公安机关打掉了两个盗窃犯罪团伙，消除了社会治安隐患，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。侦查机关出具的《情况说明》可以证实：黄尚堂协助抓获十人，有十个立功情节。因此可以认定：黄尚堂立功表现突出，社会效果明显，依法可以从轻或减轻处罚。
以上意见，供合议庭参考。
辩护律师：韦荣奎